6月13日下午，以“赫尔巴特与杜威：两种教育学范式的对话——纪念赫尔巴特诞辰250周年”为主题的第四届杜威教育思想论坛暨浙江师范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圆桌论坛是本次论坛的重要学术环节，分为两个部分。

在第一场圆桌论坛中，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后、台北市立大学兼任助理教授颜于智，江苏理工学院讲师蒋美霞，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军豪，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殿兵，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刘晓旭，南昌大学讲师贺凯达，金华职业技术大学讲师崔西孟，英国蒂赛德大学博士生刘超凡分别作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丁道勇副教授主持并担任评议人，浙江师范大学王丽华教授、俞晓婷副教授共同评议。

 圆 桌 论 坛 一 

颜于智作圆桌报告

颜于智以《Dewey民主教育思想的审慎乐观：概念限度与当代重建》为题，系统梳理杜威民主理论的发展脉络，阐释其“审慎乐观”的理论特质，剖析当下AI时代存在的信息操控、知识不对称等现实困境，提出依托参与式教育实践培育公众批判思维，推动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当代重建。

蒋美霞作圆桌报告

蒋美霞围绕《重返与重建：海峡两岸杜威教育思想博士论文研究的知识图谱与学术转向》这一主题展开阐述，基于两岸47篇相关博士论文的知识图谱分析，归纳了杜威研究从理论介绍走向实践应用的发展转向，并指出当前研究在样本筛选与学术传承方面的局限。

刘军豪作圆桌报告

刘军豪作了题为《杜威教育思想本土传播的一个典型样本：以陈鹤琴“活教育”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报告以陈鹤琴“活教育”为个案，考察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儿童教育领域的本土化转化，梳理陈鹤琴接受杜威思想影响的历史线索，分析“活教育”对杜威经验教育思想的继承、改造及其中国化表达。

陈殿兵作圆桌报告

陈殿兵围绕《杜威“中间立场”的内涵特征及当代启示》这一主题展开报告，阐释了杜威“中间立场”超越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二元对立的理论内涵，重新审视儿童与成人、自由与秩序、个体发展与社会责任等多重关系，并结合当代教育现实探讨了这一思想对反思非此即彼思维、化解教育实践中多重对立矛盾的启示。

刘晓旭作圆桌报告

刘晓旭围绕《杜威来华背景下革命力量对教育者责任问题的引导与重构》这一主题展开阐述，立足杜威来华后的时代背景，对比不同政治力量对杜威“教育者责任”理论在吸收、改造与政治化运用上的路径差异，揭示了革命力量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纳本质是服务革命实践的理论重构，并指出不同运用方式对近代教育意识形态演变的影响。

贺凯达作圆桌报告

贺凯达以《杜威“Subject-Matter”汉译的谱系学考察》为题作报告，梳理杜威“Subject-Matter”长期译作“教材”的历史源流，剖析该译法受赫尔巴特教育体系影响、偏离杜威经验教育内核的深层问题，对比“学科内容”等现有译法的局限，提出“经验领域”这一更贴合杜威动态经验观的优化翻译方案。

崔西孟作圆桌报告

崔西孟以《论身体的可塑性与韧性的相互转化——“教育即生长”的重新发现》为题作报告，立足现代教育中身体经验被遮蔽、生命成长被窄化的现实问题，借助身体图式、可塑性、韧性、经验改造与习惯生成等概念，重新阐释杜威“教育即生长”的具身基础。崔西孟认为，教育应充分挖掘儿童身体可塑性与发展潜能，塑造具有韧性的身体习惯，促进个体生命的整全性生长。

刘超凡作圆桌报告

刘超凡以《数字人文视域下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路径研究（1917—1927）：基于哥伦比亚大学师生网络的社会网络与空间分析》为题作分享，报告以1917—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师生网络为研究范围，结合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分析方法，重构杜威教育思想早期在中国传播的人际关系结构与空间活动轨迹。

丁道勇主持并担任评议人

丁道勇在主持时表示，八位报告人围绕杜威教育思想开展了多维度的研究，从民主教育理论、两岸学术图谱、本土传播案例、跨文化概念译介、数字人文量化研究等多个方向展开深入探讨，展现了杜威研究的丰富面向与前沿动态。其中崔西孟的身体生长理论、刘超凡的数字人文传播研究尤为引人关注，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路与启发。

交流结束后，评议人充分肯定上述选题的学术价值，并从理论溯源、史料佐证、研究规范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指出相关研究有助于调和教育二元矛盾，推动中外理论与本土实践相结合，为本土教育学体系搭建提供思路。

但昭伟作圆桌论坛一总结发言

在圆桌论坛一的结尾，台北市立大学但昭伟教授受邀向与会者分享了自己早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研习分析哲学的学术经历。他坦言，我们要了解西方原典是相当艰困之事，他训练自己的方法是以浅近的白话文译叙晦涩的哲学原典。依循此法，并聚焦以分析哲学为方法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领域，多年里他研读并完整译叙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以及密尔的《自由论》、《效益论》和《妇女的屈从》，近十年来则围绕在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民主与教育》、《哲学的重建》等著作的关键篇章。在他看来，读书最好的方式是写书。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需要不断确认自己所写的内容，但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研究的主题。最后，他勉励青年学者要勇于深入原典，勇于担当作为青年知识人的学术使命。

圆桌论坛二

在第二场圆桌论坛中，澳门科学馆秘书长、澳门圣若瑟大学兼任助理教授黄逸恒，西藏大学教授程东亚，浙江大学博士生邓献余，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刘柏筠，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张卉，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张国玲，法国索邦大学博士生向干分，台州椒江北书学校小学部教师杨诚分别作报告。浙江大学赵康副教授主持报告并担任评议人，华南师范大学肖绍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华军副教授共同评议。

黄逸恒作圆桌报告

黄逸恒以《杜威教育改革主张的严谨：四个阶段的背景、缘由与要旨之探析》为题作主旨报告。他梳理杜威教育思想四个阶段的演进历程，认为杜威教育改革主张的发展，呈现出由早期以学校经验与实验为基础的教育探究，进而转向以民主社会为核心的教育理论建构，最终发展为结合社会批判与概念澄清的整体性反思之历程。他指出，杜威的核心关怀始终在于如何透过教育培养具备判断能力与参与能力的公民，以维系并重建民主社会。

程东亚作圆桌报告

程东亚作题为《从“交锋”到“对话”：杜威与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华传播的百年反思》的报告。他指出，杜威与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华传播的百年间，经历了从“交锋”到“对话”的转变。两种教育思想进入中国的路径不同，赫尔巴特的引入，是为了满足教育规模扩张背景下对标准化教学的需要，而杜威的传入，则源于教育救国的时代诉求。他提出，未来应在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教育目的、方法、课程等根本问题上走向融合，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叙事，互为补充，开展不同复杂理论间的对话。

邓献余作圆桌报告

邓献余围绕《在教育作为“程序”与作为“事件”之间：赫尔巴特与杜威基于心理学的教育科学观之再审思》这一主题展开阐述。他指出，赫尔巴特的教育科学观强调观念的联合与变化，杜威的教育科学观则强调经验的连续性、探究与反思。二者并非简单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而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各有优劣，可以相互对话并在实践中寻求平衡。

刘柏筠作圆桌报告

刘柏筠作了题为《罗蒂对杜威教育哲学中“交流”的重构》的报告。他认为，杜威通过交流中经验的连续性重构教育，但其整体性和目的论色彩易遮蔽断裂与差异。罗蒂承续杜威立场，从语言偶然性出发，主张教育是不同语汇重述中生成理解与团结的开放实践。二者张力在“差异”“游荡”“联结”三个场景中展开，揭示教育既需关照如何达成理解，也需关照在不完全理解中保持对话的伦理。教育解放既发生于经验的连续重构，也发生于语言断裂处差异的承认与可能性的敞开，兼具两种视角，方能更充分理解教育如何容纳他者、生成意义并通向更开放的共同生活。

张卉作圆桌报告

张卉带来了题为《重审赫尔巴特的政治哲学：一项历史发生学的考察》的报告。她通过历史发生学视角，重新审视1837年哥廷根事件对赫尔巴特政治立场的影响，探讨其一生经历与思想的关联，提出应将赫尔巴特的政治哲学思想置于其一生经历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展现了赫尔巴特思想中教育与社会改革的深刻联系。

张国玲作圆桌报告

张国玲以《未来·时机·时序：教育思想演进的时间之维——从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到杜威》为题，通过考察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三位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她认为，教育时间观在三个层面演进：目的层面，从“为未来预备”转向“当下经验生长”，未来由外在预设走向内在生成；时机层面，从顺应自然节律、依赖心理统觉，转向生活情境中的即时互动与涌现；时序层面，同时、渐进、螺旋等机制构成教学组织的基本框架。这一演进折射出教育从追求普遍秩序走向尊重学生经验生长的内在逻辑，为当代教育的时间安排与时机把握提供理论参照。

向干分作圆桌报告

向干分作了题为《在教学与经验之间：赫尔巴特与杜威在法语教育思想中的不对称接收与中介性对话》的报告。她介绍了赫尔巴特与杜威在法语教育思想中的不对称接受现象，指出杜威在法语教育学界的可见度和直接引用率显著高于赫尔巴特。杜威被广泛用作讨论经验、活动、民主与学习的灵活概念资源；赫尔巴特则集中呈现于赫尔巴特主义、教育科学及道德形成等主题，二者并未构成直接对等的范式比较。在她看来，这一不对称折射出的是教育作为知识领域在法国学科史中的不稳定位置。

杨诚作圆桌报告

杨诚以《从知识占有到意义内化：兼论赫尔巴特与杜威的经验教学思想》为题作报告。他指出，赫尔巴特与杜威均以“经验”为教育理论的基石，却走向不同路径。赫尔巴特视经验为可占有的感官知识，主张通过多方面兴趣丰富心灵；杜威则将经验定义为人与环境的互动，强调“做中学”与经验的持续改造。两人既共享对经验基础地位、兴趣驱动作用及教学与教育统一的重视，又在知识观与教学方法上存在根本分歧。他认为，当前人工智能为融合两者教育理想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也可为核心素养与素质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赵康主持并担任评议人

赵康在主持时表示，八位报告人的研讨聚焦于杜威与赫尔巴特的比较对话、教育思想的时间演变等议题，既有理论纵深也有现实关怀，为挖掘杜威教育思想的当下意义提供了多元学术支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刘柏筠从罗蒂的视角重构杜威的“交流”哲学，向干分则立足法语语境探析两位思想家接受度的不对称性，展现了比较教育与思想史研究交叉融合的独特视野。

在评议环节，三位评议人一致认为以上选题在深化杜威与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多维内涵理解上的重要价值，并从理论阐释、实践观照及跨文化比较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为新时代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改革提供思想资源。

据悉，本次论坛由浙江师范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中心主办，KY开元集团（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所承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协办。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英国蒂赛德大学、法国索邦大学等20多所国内外高等院校及中小学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会。

6月13日下午，以“赫尔巴特与杜威：两种教育学范式的对话——纪念赫尔巴特诞辰250周年”为主题的第四届杜威教育思想论坛暨浙江师范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圆桌论坛是本次论坛的重要学术环节，分为两个部分。

在第一场圆桌论坛中，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后、台北市立大学兼任助理教授颜于智，江苏理工学院讲师蒋美霞，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军豪，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殿兵，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刘晓旭，南昌大学讲师贺凯达，金华职业技术大学讲师崔西孟，英国蒂赛德大学博士生刘超凡分别作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丁道勇副教授主持并担任评议人，浙江师范大学王丽华教授、俞晓婷副教授共同评议。